1936年，他放走61名共产党，14年后开国元勋联名寻找代号“OX”杠杆炒股的软件，找到他时，他正在监狱里等死……
1950年春，山东无棣县的一个普通院落里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蹲在地上修理箩筐。
他叫牛宝正，此刻的身份是当地一个被管制的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。
这个看似普通的乡下老头，曾在14年前的一次抉择中，改变了几十个中国人的命运。
更没人想到，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正带着一纸公文，跨越千里来寻找他。
回溯到1931年的北平，草岚子监狱阴森潮湿。
这座位于西城区的监狱，专门关押政治犯。
牛宝正当时只是个看守员，后来升任看守班长。
他没什么文化，讲一口浓重的山东方言，在监狱里属于最底层的小人物。
那时的他，每天的工作就是清点牢房，给犯人送饭，顺便赚点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。
改变发生在一次偶然的求助。
牛宝正收到老家来信，说老母亲病重，急需用钱。
他囊中羞涩，又不好意思向同事开口，便找到囚犯杨献珍，请他帮忙代写一封家书。
杨献珍是中共秘密党员，在狱中成立了党支部。
他从牛宝正颤抖的笔触中，读出了一个普通人对母亲的愧疚。
这个信息迅速传到狱中党支部，大家意识到，这个看守班长或许可以成为突破口。
从那以后，牛宝正的生活悄然改变。
他开始利用值班的便利，为杨献珍带进一些外面的报纸和书籍。
这些看似平常的读物，实则是狱中党员们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窗口。
牛宝正并不知道这些书报的政治价值，他只知道，这些读书人懂礼数，讲道理，不像坏人。
他甚至在夜间偷偷让妻子或儿子，骑车穿过北平的胡同，为狱中党组织传递信件。
1936年，局势急转直下。
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认为，有必要将这些被关押的骨干营救出来。
但营救需要一个合理的借口，当时的国民党规定，政治犯只要在报纸上刊登一则《反共启事》，就能获释。
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巨大的考验，因为这等同于公开脱党。
狱中党支部起初坚决不同意，认为这是叛变。
关键时刻，牛宝正成了连接内外的唯一桥梁。
他一次次冒险传递信件，将狱中的担忧和北方的指示来回传递。
最终，中央的第三次指示送达，确认这是组织的决定。
牛宝正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，安子文、薄一波、刘澜涛，他知道这些人不是普通囚犯，但他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登报才能出去。
他只知道，这些人在狱中翻译的那些厚书，或许对国家有用。
当61名政治犯分批走出牢房时，牛宝正站在门口，不发一言。
他帮他们换上便服，塞给他们干粮，叮嘱他们往南走，别回头。
他甚至为了让他们顺利过关，在体检表上做了手脚，把“重病”改成“轻微不适”。
他不知道自己放走的这些人中，未来会有七位成为国家部长。
他只知道，这些人在狱中从不打架斗殴，每天读书写字，提起家人时眼里有光。
然而，纸终究包不住火。
1936年底，牛宝正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怀疑。
他被逮捕入狱，遭受严刑拷打。
面对死亡威胁，他咬死不认，只说自己是为了赚点外快。
最终，他被判刑，直到1947年才被放出。
出狱后，他带着家人回到山东老家，摆摊做小买卖，从此销声匿迹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安子文、刘澜涛等当年的“囚犯”成了国家栋梁。
他们没有忘记那个代号“OX”的看守班长。
但当他们派人去寻找时，得到的消息却是牛宝正因历史问题正在河北某监狱服刑，等待判决。
原来，回乡后的牛宝正因曾当过国民党看守班长，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，再次锒铛入狱。
当安子文的秘书带着七位部长的联名信赶到河北监狱时，牛宝正正蜷缩在阴暗的牢房里，等待命运的审判。
他以为又是提审，闭着眼准备受刑。
直到听到那句“刘澜涛同志让我接您去北京”，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，随即又黯淡下去。
他说：“我这辈子，就干了那一件错事。”
秘书纠正道：“那不是错事，是救了我们。”
牛宝正到北京后，被安置在草岚子监狱做预审工作，享受行政十八级待遇。
他终于不用再躲躲闪闪，也不用再担心被枪毙。
1954年11月，他在北京病逝，享年68岁。
临终前，他唯一的遗愿是葬回山东老家。
他的儿子牛建中扶柩返乡，将父亲安葬在祖坟里。
一个普通看守的善举，在历史的洪流中激起了涟漪。
牛宝正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伟大并不总是来自高位，有时候，它就藏在最卑微的角落里，藏在那个愿意为陌生人递一张纸条的瞬间。
那些被他救出的人，用余生证明了他的选择没有错。
而那些曾经关押他的监狱，最终成了他晚年工作的地方。
命运兜兜转转杠杆炒股的软件，终究没有亏待这个善良的山东汉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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